【書評】再評林立青的《做工的人》：未竟的批評
兩年前讀《做工的人》時，就對於其處理敘事方式感到不舒服與不認同。當時以為時間會使此書的缺陷一一顯現，然而相反的是這本書的地位更為鞏固，不但出了書的續集《如此人生》，《做工的人》更被拍攝成了電影，且這本書仍舊持續出現在學院當中，因此希望能以此拙作引起更多的討論。
這本書夠格成為一本社會學、人類學書寫的入門參考書籍嗎？從某些層次而，絕對是具有人類學、社會學意義的，它提供了一些第一手的近身觀察，一方面是讓主流讀者看見他們不願看見的工人生存困境，另一方面在某些議題上以非主流的書寫視角反駁了一些大眾常見的偏見與誤解。然而，本書對於是否如其所宣稱的有助於破除污名？我認為這點是存疑的，而且本書的敘事方式，實際上在主流意見的框架下，以一個更為幽微且危險的方式，複製主流印象，以宣稱真實的片面敘事穩定大眾對於陌生他者的焦慮。如果不帶批評的觀點的閱讀此書，很容易就會順著《做工的人》敘事的情緒，而沒有察覺到《做工的人》實際上充斥著一些很麻煩的問題。
林立青在此書出版後的近幾年間，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他以工地風格的穿著，穿著汗衫出現在各種打書行銷當中，並且時常對於工人議題發表意見，儼然成為台灣文化界的「工人學」的專家，持續地以「做工的人」與其代言者自居，即便他已經晉身成一個暢銷作家而脫離工人生活。不論林立青本人的意願如何，我們可以觀察到《做工的人》一書在出版社的巧手下，被包裝成一個做工的人的自白與心得觀察，一個非虛構的勞動寫實作品。這本書敘事的可信度，很大一部分正是來自於作者的工人身份，出版社也很有意識地操作這個形象，如書封所呈現的，一個汗水淋漓的工人形象。
然而，我們只要稍微閱讀，我們就能發現，做工的人的敘事者的角度，是跳躍的，有時以工人為角度，有時又不是，而唯一連貫的是一個時而同情、時而冷眼的觀察者凝視者，引領著讀者窺探著各種不同工人的生活。書中對此並未隱瞞，而是提供了明確的線索，像是「這些保力達B讓我這種管理者又愛又恨」[1]，便可以清楚認識到觀察者與敘事者的位置與階級，實際上與被書寫對象「做工的人」是有所差異的，敘事者是一個工地現場的管理者。
敘事者不只是一個工地現場的監督管理者，同時被賦予一個有同理心的漫遊者形象。如同班雅明筆下探險城市的漫遊者(flâneur)一般，敘事者瀏覽著不同的工作場景，窺探那些過著不可知生活的陌生工人，接著對他們的處境表示同情，但還是能安慰自己「這些的人人生就是如此」[2]，告訴自己實在幫不上，然後懷著一點愧疚地離開。
「我不知道他們未來會變得怎樣，也最好不要去想，因為每每經過資源回收廠時，我都不可能直接面對這些拾荒者的眼神」[3]
上面的段落提供觀看者心態很好的分析材料。這裡的「我」，雖然是在描寫著敘事者在回收廠的遭遇，但實際上可以理解為讀者與書中被凝視者關係的映照。這裡的「資源回收廠」，若替換為工地，「拾荒者」若替換為工人，換句話說後，「我不知道他們的未來會得怎麼樣，也最好不要去想，因為每每經過工地時，我都不可能直接面對這些做工的人的眼神。」，其實很精準地反映了預設讀者和文本的關係。
我們或許可以藉著預設觀看者的位置，斷定出這本書預設的讀者，不可能會是做工的人，而是對於陌生的他者感到既恐懼又好奇的主流中產階級。本書在宣稱試圖打破偏見的同時，卻也書寫了不少陌生而獵奇（exotic）的主題，去滿足中產階級的窺伺慾，像某些章節中的情色、飲酒、藥物濫用的描寫方式，便有刻意博取讀者眼球之嫌，也滿足了既定的想像。
有些章節會在章末提出很主流而個人主義式的價值判斷：認真打拼但遭逢不幸的個人我們應予更多同情、盼望與鼓勵，犯罪與墮落者，他們是自食惡果，會遭逢可期的不幸，這樣的處理手法是與常見的主流意見相近的。此外，雖然全書表面上極力地反對唯有讀書高的主流意見，其筆下的工人卻都是悲苦與無助的形象，再次強化了主流意見與刻板印象：即做工是不幸且情非得已的選擇，需要我們（中產階級）的鄙夷或是同情。這類的敘事結構與道德寓意，雖然不同於主流意見常有的赤裸歧視，卻是結合了真實性虛構的情節與敘事者的自白，將主流的意見更幽微地表達出來，同時也強化了讀者自身的中產身份認同。
即便作者跳脫個人主義式的詮釋，訴諸於更大的社會架構，我們仍可以看到隱含的問題。做工的人被書寫且本質化為一群無力且弱勢的人，無法為自己發聲，暗示著需要被符合中產階級品味的文字為其代言，需要中產階級讀者施捨的關懷與援助，他們才能獲得更好的生活。
這樣的書寫模式，其實是從知識的層次合理化主流的中產階級對他者的窺探與宰制。《做工的人》正拉攏著讀者加入知識生產的凝視與共謀。套句薩伊德在《東方主義》描寫的帝國官員對殖民地東方的心態：「我們因為比東方人還了解關於東方的知識，所以有權力支配他們。」同理，透過「工人學」專家林立青的書寫與閱讀，作者邀請我們透過他掌握關於工人的知識，讓我們比以往更具品評工人生活的資格，更具資格去安排（或稱支配）那些工人的生命處境，更夠格為其代言、為其書寫，更夠格將他者的生命故事轉換成賣座的書籍、賣座的電影。《做工的人》不只使工人作為他者以一種令人同情但又安心的面貌呈現（讓預設的讀者始於不安終於滿足），同時也正當化了中產階級對底層勞動者的支配與自以為是的同情。
民族誌學者對於有著書寫底層貧窮傳統的都市民族誌，有過相關的反省與討論，他們認為書寫者這類主題者應該要很小心自己的知識位置，以及敘事的方式，要避免自己的書寫成果變成一種Ethno-Pornography，即在處理田野材料時，透過獵奇而光怪陸離的故事與情節滿足權力者對他者的凝視與想像，而沒有從真正為被書寫者的角度發聲，也缺乏處理社會結構性的問題。
或許林立青自身從來沒有像民族誌學者那般，宣稱自己的書寫具有民族誌的科學性，而是集結了他過去在臉書上發表的網誌文章，其自我定位是一種工人作家，其作品是底層勞動者的生命紀實，一輯文學性的作品。然而，不難觀察到林立青本人與這本書在出版後積累了許多非文學性的名聲，作者成為了工人生活的權威意見者，也充分利用這樣的地位成為文化界聞人[4]，《做工的人》則成為一本認識工人生活的入門書，在大學校園內也有不少老師和學生當作人文與社會科學的入門相關讀物，被認為具有民族誌般的參考價值。然而如果《做工的人》已經躍至民族誌的地位，我們會驚覺對其嚴厲的批評並不多。
相關的批評由鄭竣展的臉書文章率先發難，質疑「憑什麼我的苦痛足以成為你的感動？」，批評《做工的人》引起布爾喬亞讀者在讀後的自以為理解與同情，但對書本身仍抱持著還算正面的評價[5]。萬金油則認為《做工的人》站在工人書寫工人的權威位置，但書寫的卻是符合大眾的藍領想像，且敘事除了挑起讀者的情緒之外，沒有真正促進對工人理解與溝通[6]。黃湯姆的〈報導如何被看待〉延續了萬金油的觀點，認為其呈現的形象是片面的真實，而且在強力的文化生產的過程，強化並複製既有的主流觀點，滿足中產的自我優越感[7]。在台灣人權促進會的讀書會分享，也認為林立青的文章真實性不足，專注於博取中產階級同情，缺乏改善工人生活的實際行動[8]。
對大部分嚴肅的讀者而言，或許我前面所述及的問題都已經是老生常談的常識了。然而，我認為每個讀者都有必要思考《做工的人》作為一個宣稱重現真實的文類有什麼限制，是不是其實更接近於消費被書寫者的Ethno-Pornography呢？
如果試圖再從知識權力的角度思考此書，我們勢必要問，為什麼林立青有權力觀察、書寫、代言勞動者？是基於他在工地現場高於底層勞工的位階嗎？為什麼做工的人的生活要攤在中產階級讀者眼前？為什麼林立青有權力將陌生他人的生命故事轉換為個人的名聲與利益呢？作者破除污名的宣稱能夠正當化這樣的行為嗎？當作者宣稱化解污名的同時，是不是同時也刻板化了勞動者的形象呢？這樣由凝視產生的關懷與同情真的對於改善工人生活有幫助嗎？還是只是以更細節的知識合理化了中產階級對工人的支配呢？
[1] 林立青《做工的人》，頁39。
[2] 林立青《做工的人》，頁211。
[3] 林立青《做工的人》，頁261。
[4] 時至今日（2019年10月），我們仍然可以看到林立青以「《做工的人》作家」或是「工人作家」的身份，頻繁地出現在各類的文化活動或出版物的推薦者名單上。
[5] 鄭竣展〈憑什麼我的苦痛足以成為你的感動？〉，2017年，3月。
[6] 萬金油〈《做工的人》要把讀者的感動帶向何方？〉，2017年，4月。
[7] 黃湯姆〈報導如何被看待〉，2017年，4月。
[8] 台灣人權促進會〈在感人的故事之餘，《做工的人》呈現了工人的真實面貌嗎？〉，2017年，4月。
